南佐“古国”:黄土高原上最早的国家******
“宫城”祭祀区出土的带盖塞陶瓶 作者供图
“宫城”区发掘现场 作者供图
“宫城”祭祀区出土的白陶带盖簋 作者供图
“宫城”祭祀区炭化水稻出土区域(局部) 作者供图
【考古中国】
我们常说中华文明五千年。什么是“文明”?现在一般所说的“文明”,多指对“Civilization”等西文词语的意译,可以理解为国家管理下物质、精神和制度创造的总和。“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国家固然不等同于“文明”,但要称得上“文明”,则必须进入国家阶段。恩格斯曾提出国家产生的两个标志,一是“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二是“公共权力的设立”。按地区划分国民指以地缘关系代替血缘关系,公共权力的集中体现则是“王权”。以此衡量,距今5100年左右的南佐都邑遗址,是黄土高原上最早出现国家社会的标志,为中华文明五千多年增添了又一实证。
甘肃庆阳西峰西郊的南佐遗址,坐落在黄土高原第一大塬——董志塬上,传说中这里是黄帝部族的重要活动地域,也是以农业著称的周人祖先不窋的老家。南佐遗址发现于1958年,1984—1986年和1994—1996年有过两个阶段的发掘,从2021年开始第三阶段的发掘和调查、勘探工作,基本确认这是一处以仰韶文化晚期大型聚落为主体的遗址,遗址面积在600万平方米以上,可能有外环壕。聚落中部是由9座方形夯土台及其环壕围成的面积约30万平方米的核心区,核心区中部偏北是数千平方米的由“护城河”和夯土宫墙围成的“宫城”。“宫城”中心为主殿,“九台”之外还有多处居住区、夯土台、沟渠水利设施等遗存,出土了大量白陶、黑陶等珍贵遗物和大量水稻,从多个方面显现出早期国家和文明社会的气象。
数千人数年建成的“国家级”工程
南佐聚落不仅整体规模巨大,而且宫殿、夯土台、壕沟水利设施等的建筑工程量也很惊人。以聚落中部的“九台”来说,每座夯土台约40米见方,现存还有5~7米高,复原起来就像九座小金字塔。每座台子外周有宽约20米、深约10米的方形内环壕,内环壕的侧壁及底部有2~4米厚的夯土护壁,以防流水对黄土沟壁的侵蚀。我们推测环壕不仅有礼仪象征和防御作用,而且是与其他沟壕池沼连通的、有实际用途的大型水利工程。内环壕外还有一周宽约20米的外环壕,内、外壕总长度估计在5千米以上。“九台”环壕工程总土方量当在75万立方米以上,以当时的条件,大概需要5000人工作1年时间才能完成。如果以壕沟中挖出来的土夯筑“九台”,所费工时应当不比挖筑壕沟少。
再看中央“宫城”区。有夯土围墙的长方形“宫城”东西宽约55米、南北长约67米,面积在3600平方米以上。“宫城”外有宽约15米、深10米多的“护城河”,它的两侧也有夯土护壁。加上“护城河”,整个“宫城”区占地面积就有8000多平方米。“宫城”中部偏北的主殿占地面积700多平方米,两个顶梁柱柱洞直径各约1.5米,中央火坛(火塘)直径3.2米——差不多是两个成年人的身长,规模之大前所未见。“宫城”东西两侧还各有一列侧室(侧殿)。所有这些宫墙、房墙都以版筑方法夯筑得十分坚实精整,窄处宽1~1.5米,最宽处可达5米,现存高度1.5~3.5米,是国内发现年代最早、规模最大、保存最好的夯土建筑遗存。
“宫城”区建筑材料还包括土坯和最早的红砖,各处地面、墙壁都以石灰多层涂抹,甚至宫墙也不例外,这也是国内最早大范围使用白灰面装饰建筑的实例。我们可以想见,五千年前的南佐“宫城”,到处都是那么洁白明亮,和大家熟悉的北京紫禁城的色彩大不相同。我们估计,“宫城”区的建筑工程量应该不会少于“九台”区。
经勘探和试掘,在“九台”外其他区域还发现有多处白灰面窑洞式房屋居住区、夯土台、壕渠水利工程等,加上可能存在的外环壕,整体建设工程量巨大。所有这些工程的主体部分理应是大体同时建造完成的,因此需要数千人劳作数年,这还不包括建筑工程的后勤保障在内。据此推测,南佐都邑人口或许有上万之众。也只有出现了强制性的区域“王权”,集合起国家力量,才有可能完成如此壮举。
南佐所在的董志塬上还有一些面积为数十万平方米的聚落,出土的精美白陶、黑陶说明这些聚落的级别较高,可能是从属于南佐的卫星聚落。陇东甚至整个黄土高原,分布着大量仰韶晚期聚落遗址,但还没有第二处能够和南佐的规模相当。即便是秦安大地湾聚落延续到这个时期,规模也是远次于南佐。南佐聚落如此大的体量,“九台”、壕沟和宫殿建造所需要的强大组织调动能力,当是区域公共权力或者区域王权出现的最有力证明。南佐都邑大概是从周围迁入很多人口,集中规划建设而成,这必然会造成一定程度的血缘社会重组,形成具有地缘关系的早期国家组织。由此推断,当时在黄土高原地区应当已经出现了一个以南佐为核心的“古国”。
中轴对称建筑格局的滥觞
南佐都邑及“宫城”具有清晰的中心对称、中轴对称格局。“九台”及核心区位于聚落中心,“宫城”位于“九台”中心,主殿位于“宫城”中心,大火坛位于主殿中心。主殿坐北朝南,从主殿大堂后部两个顶梁柱中间,向南到主殿中门(共有三门)、“宫城”南门,构成大致南北向的中轴线,东西两侧的侧室(侧殿)和壕沟对称分布。
再放大一些视野,“九台”中的北台就在这条中轴线的北端,东西两侧各有四台互相对称。“宫城”南墙外还有一道与其平行的外墙,类似后世的萧墙或影壁。外墙的门与“宫城”南门错开几米,两道墙之间的空间兼具瓮城功能,增强了“宫城”的封闭性和防御性。如此布局严整的多个圈层结构的南佐聚落,应是阶级秩序的礼制性体现,开后世古典建筑格局中轴对称的先河。
我们推测“九台”和主殿应当主要是祭祀礼仪场所,“宫城”区部分侧室(侧殿)有可能作为首领人物的居所。我们注意到由窑洞式建筑组成的普通居住区基本位于“九台”以外,推测“九台”所围绕的30万平方米的核心区,可能整体都属于与祭祀相关的“圣区”或者贵族居住区。这是一种将神权和区域王权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以王权为核心的建筑格局,凸显了王权至上,与西亚等地神庙和王宫分开且以神庙为核心的情况有显著区别。
礼制出现和阶级分化
南佐“宫城”区出土了白陶、黑陶、绿松石珠等贵重物品,成套的彩陶、朱砂陶、白衣陶、白泥堆纹陶,涂抹朱砂的石镞、骨镞,以及大量炭化水稻遗存,与普通居址区形成鲜明对照,显示当时不但有了较高水平的专业化分工,而且已出现礼制和阶级分化。
白陶、黑陶在黄土高原罕见,但在南佐“宫城”区却发现不少,精致者陶胎最薄处仅有一两毫米,表面光滑细腻,有釉质光泽。如此轻薄精美的陶器,理应用快轮拉坯的方法制作,但我们一直没有在陶器上发现快轮旋转痕迹,制作工艺还是个谜。制作彩陶是黄土高原的传统,南佐有些彩陶表面有釉质光泽,有些彩陶成套出土,具有礼器性质。比如在主殿以东祭祀区就集中出土9件小口平底的彩陶酒瓶,每件高度都在60厘米左右,还都配有特殊的盖塞——可既盖又塞,以防止酒精挥发。南佐的朱砂陶、白衣陶、白泥堆纹陶等也都是具有祭祀礼仪性质的特殊器物。朱砂常涂在一种带有圆饼装饰的鼓类器物上,器表内外涂白衣的做法则见于簋、双腹盆、钵、缸、罐、瓮等很多器物上。白泥堆纹陶罐在其他遗址很罕见,但在南佐仅“宫城”东部祭祀区就出土数百件,大小不一,可能是成套的祭祀礼器。经测定,南佐大部分陶器烧造温度在1000℃以上,最高达1116℃,而一般新石器时代陶器烧造温度在700~1000℃之间。令人惊讶的,还有“宫城”东部祭祀区数以百万粒计的炭化水稻的发现,粟、黍数量极少,反之在“宫城”其他区则绝大多数都是炭化粟、黍。黄土高原农业本来就以粟、黍为主而少见水稻,以珍贵的水稻献祭神祇祖先,也应当是礼制的反映。
南佐“宫城”区出土物还体现出与长江中游、黄河下游等地区的远距离联系。白陶、黑陶都最早出现于六七千年前的长江中游地区,南佐这两类陶器的出现有受到长江中游文化启示的可能性。尤其是南佐不少黑陶属于夹炭陶,这也是长江流域的古老传统。有意思的是,南佐有的黑陶仅覆盖陶器表面很薄一层,已能做到很好地控制渗碳层厚度,工艺技术和良渚文化最为接近,不排除与良渚文化有交流。据科技考古检测,南佐白陶所用原料为高岭土和瓷石,高岭土质量与后世制造白瓷的瓷土质量接近,瓷石原料可能产自南方,有些白陶上面的海洋结晶涂层原料可能来自海岱地区。黄土高原不产绿松石、朱砂,南佐的这两类原料有来自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可能性。大量水稻不排除当地种植的可能性,但也有可能是从长江中游等地远距离贸易获得。可见南佐“古国”应当存在对远距离贸易获取稀缺资源的控制,这也是国家社会的特征之一。
目前,南佐的考古工作才开了个头,很多谜团还有待后续解开。但据现有的发现就已经能够证明,中华文明和苏美尔文明、埃及文明一样,是诞生于五千年前的三大原生文明之一。
(作者:韩建业,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导,南佐遗址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
身在海外 同庆新春******
坚守岗位执行维和任务,组织写春联、贴福字、剪窗花等迎春文化活动,与当地民众一起包饺子品美食……新春佳节之际,很多身在海外的中华儿女恪尽职守,促进文化交流,维护世界和平。请跟随本报记者的脚步走近他们,倾听他们的春节故事,感受中华文明与世界文化的相融相通。
居住在西班牙的自媒体人湛子良——
让“东方美感”可意会也可言传
本报记者 颜 欢
除夕清晨,湛子良(网名大米良)站在西班牙巴塞罗那地标性建筑巴特罗之家的阳台上远眺。眼前,深黛色的天空尽头泛起淡淡的金黄——太阳即将升起。巴特罗之家灯光师阿尔伯特跨入阳台,躬身扳动一个按钮,和湛子良确认道:“R255、G0、B0,对吧?”确认完毕,一道红色光束随即“啪”的一声打在巴特罗之家外墙上,和远处的朝霞相映生辉。
自2019年起,每逢中国春节,巴特罗之家都会在外墙点亮中国红,今年也不例外。对中国人来说,“中国红”是一个极具仪式感的颜色,可它究竟是哪种红色?当初巴特罗之家的技术人员问起时,身为巴特罗之家大中华地区项目落地执行人的湛子良也拿不准。经过一番研究和反复求证之后方才确认,“R255、G0、B0”是LED灯光对应的“中国红”参数,“C0、M100、Y100、K10”是电子海报要用的色彩,印刷品则采用潘通色号中的186C……在这个过程中,湛子良意识到,讲述中国故事时,“东方美感”不应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如何准确、详尽地向西方人展现中国美,“是个重要的大课题”。
湛子良曾是一名文字记者,在传媒行业已经工作了10余年。来到西班牙以后,他希望利用所学专长,结合当下流行的新媒体方式,为中西文化交流做点有趣的事。“文化交流有时要从很基础的工作做起,比如西班牙是一个博物馆大国,若能通过制作短视频,介绍该国博物馆和其背后的故事,帮助中国受众更好地理解西班牙历史和文化,这就很有意义。”凭借着唯美的画面和细腻的讲解,这几年,湛子良的视频作品很受欢迎,他的个人账号在社交网站上收获了150万粉丝,促进两国文化交流的使命感也更为强烈。
“2022年,我在先锋艺术家安东尼·塔皮埃斯的塔皮埃斯博物馆采访时,馆长努利亚曾表示,中国在经济腾飞的同时,文化魅力也随之向外不断释放,但单纯展示‘中国符号’难以达到真正的传播目的,必须要深入展现中国文化的‘肌理’,才能让外国受众全面、深入地理解中国文化。”回忆起这次谈话,湛子良感慨,“这让我感受到外国受众对中国文化的兴趣、好奇,以及在文化交流这个主题下,我们可以做的事情还有很多。”
迎接新年中西长跑、春节庙会、华人春晚……这个春节,湛子良的行程安排得很满,他马不停蹄地参加了多场新春相关活动。“祖国的不断发展让我们自豪,也让我不断思考,如何做得更好?”湛子良说,今年,他最重要的一项工作是学习中国艺术史,“只有自己更好地了解、理解中国文化,才能传播真正的中国人文之美,让更多人认识中国的美。”
中国赴刚果(金)维和工兵分队指挥长朗杰次仁——
“体会到和平的来之不易”
本报记者 闫韫明
在刚果(金)东部边境城市布卡武城郊,循着一条装点有各色彩旗的小路向前,不久便能看到“中国半岛”4个大字。高高扬起的联合国旗帜和刚果(金)、中国两国国旗所在之处,就是中国赴刚果(金)维和工兵分队的驻地。驻地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服务”的标语格外醒目。
春节将至,中国半岛营区处处洋溢着浓郁的节日氛围。中国结、福字、春联、灯笼……走在军营中,喜庆祥和的中国年味扑面而来。即便正值一年当中最重要的节日,营地里,许多战士仍像往常一样在外执行任务,坚守工作岗位。
“今天主要有两项任务,首先是这个方向十几公里路段的修筑……”在距营区半小时车程的卡乌姆地区,第二十六批赴刚果(金)维和工兵分队指挥长朗杰次仁身着迷彩服,头顶蓝色盔帽,指着手中的地图向身旁的军官布置工作。一队士兵已开始用力地用铁锹进行挖掘工作,不远处还有几个当地孩童正在好奇地张望。
第二十六批赴刚果(金)维和工兵分队去年9月抵达任务区,目前共有174人,全部来自西藏军区。除了驻扎在布卡武的半岛营区,还有两支分遣队在乌维拉、巴拉卡等地执行任务。4个多月以来,分队已先后完成9项工程任务。
除了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分队队员每周还会到营地附近的村庄,为当地村民教授中文,这是多批中国赴刚果(金)维和工兵分队一直以来的传统。如今,许多当地青年和儿童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有些人还入职了当地中资企业。看到中国官兵过来,村里的孩子们热情地围上来,朗杰次仁笑着与他们打招呼,熟悉地叫出他们每个人的中文名字,“他们是我们分队很好的朋友、邻居。”
对有着31年军龄的藏族军官朗杰次仁来说,春节无法与家人团聚,在工作岗位上过年已是常事。每逢佳节倍思亲,他很想念远方的家人,但很快又笑笑,“坚守岗位,这是我们军人应该做的。”
在海外过年,朗杰次仁还是头一回。今年春节,分队邀请了联合国刚果(金)稳定特派团司令和友军负责人共同庆祝,还设计了游园、品美食、写春联等展示中国文化的丰富活动,希望能将中国传统节日的喜悦传递给外国友人。
进深山、钻密林,修道路、建桥涵……“身处非洲大地,我们能够感受到当地群众、友军官兵对中国的信任和认可,也更加体会到和平的来之不易。不畏惧、不退缩,勇挑重担、不辱使命,全体官兵都用实际行动展现中国负责任的大国担当。在新的一年里,我们一定不负祖国重托,再接再厉,圆满完成维和任务。”朗杰次仁说。
泰国孔敬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耿军——
让美食成为中外文化沟通的桥梁
本报记者 孙广勇
鲜香麻辣的藤椒鱼、肚大皮薄的三鲜饺……除夕夜,一场色香味俱全的春节联欢会在泰国孔敬大学孔子学院中国厨房举行。9个专业厨房工作间同时开火,来自孔敬大学孔子学院、玛哈沙拉坎大学孔子学院以及泰国东北部高校的中泰师生近百人齐聚一堂。大家纷纷大显身手,做起拿手的家乡菜,现场香气四溢,一片欢声笑语。
这是孔敬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耿军在泰国度过的第三个春节。今年,他和孔敬大学教师翁威瓦一起制作了可口的白菜猪肉馅饺子和清甜的银耳桂花汤。为什么选择白菜馅?耿军笑着对在场的泰国师生解释:“用中文讲,白菜谐音‘百财’。愿大家新年如意!”
泰国华人素察非常喜爱中文和中国文化,是孔敬大学孔子学院各种文化活动的“常客”。今年的春节联欢会他也早早到场,“这里的年夜饭让我非常满意。每次和中国老师们在一起,不仅能品尝中国各地的美食,还能感受丰富多彩的中国‘年文化’。”素察说。
“中国美食是中国文化的一张闪亮名片,也是中泰文化交流合作的连接器。自2017年孔敬大学孔子学院中国厨房落成以来,中国美食文化活动受到当地民众的广泛关注和喜爱,美味的中餐收获了越来越多的‘粉丝’。”耿军介绍,“到孔子学院吃年夜饭”已经成为很多当地华侨华人、留学生和泰国民众不约而同的选择。
每年过年,孔敬大学孔子学院的泰方员工瓦拉帕都会和中国老师们一起买年货、挂灯笼、贴春联、准备年夜饭。“和中国同事一起,像家人一样做丰盛的中泰美食,让我感到特别幸福。中泰一家亲,已经深深扎根于两国民众的心中。”她说。
甘提塔是孔敬大学孔子学院“中泰高铁汉语培训”项目学员,他也专程赶来参加活动,向教过自己中文的中国老师拜年。许久未见的师生拥抱在一起,不时拿起手机拍照留影。他说起自己的新年愿望,“希望中泰高铁能够早日建成通车。到那时,中国的麻辣火锅和泰国的冬阴功汤之间只是一个朝发夕至的距离,泰国的稻米、木薯、甘蔗等农产品也能更多地销往中国市场,摆上更多中国消费者的餐桌。”
团圆贺岁、迎新纳福,中泰师生沉浸在浓浓的中国年味之中,以食会友,两国民众的心也越走越近。
匈牙利布达佩斯中国文化中心主任金浩——
“展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本报记者 于 洋
组织“欢乐春节”系列活动,联系场地和嘉宾,布置会场,安排演出流程……每年春节都是匈牙利布达佩斯中国文化中心最忙的日子,用文化中心员工的话来说,时常忙到“连家都顾不上想”。
“春节是一个美好的节日,它是关于家庭、亲情、团圆和祝福的节日。我们希望向匈牙利民众传递春节的温暖。”布达佩斯中国文化中心主任金浩说,过去几年,受新冠疫情的影响,春节的很多活动都是线上举行,今年文化中心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与匈牙利多个文化机构合作,打造了一系列有趣味、有年味的春节庆祝活动,推广中国的春节文化,传播中国春节背后的文化内涵。
除夕前夕,布达佩斯中国文化中心举办了匈牙利兔年邮票发行仪式,吸引了大批当地中国文化爱好者。“自从匈牙利开始发行中国生肖邮票以来,我就开始收集相关邮票,至今已经有10年了。通过这样的活动可以了解中国的生肖文化和其背后的美好寓意。我非常期待未来能去中国,亲身感受不一样的文化魅力。”匈牙利邮票爱好者埃里克斯说。
今年是金浩在布达佩斯度过的第四个春节。“不能与家乡的父母亲友团聚,多少有些遗憾,但是能与同事一起组织文化交流活动、增进两国沟通了解,让我感到自己的工作很有意义,也很自豪。中国春节,正是一个在世界范围内展现中华文化的良好契机。我们在匈牙利举办一系列春节节庆活动,既能让当地华侨华人、驻外机构人员、留学生等海外中华儿女感到家的温暖,也能让更多当地民众感受到中国文化的美好。”
过去一年,布达佩斯中国文化中心举办了17场活动,参与人数超过300万人次。在清明、端午、中秋等重要的中国传统节日,文化中心还推出了许多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活动,吸引了大批当地民众参与和互动;精心打造的“中匈艺术对话”“天宇在中国”等精品栏目,也深受匈牙利民众喜爱。
“我们将进一步发挥匈牙利在华留学生群体的力量,借助新媒体手段,通过他们的视角展示中国文化的魅力。”谈起新一年的工作计划,金浩和同事们有很多设想,“希望在未来打造更多的文化精品栏目,向匈牙利民众尤其是青年人,展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展示当代中国的风貌,呈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