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施特劳斯画像 资料图片
Ⅰ.传统的确立
“维也纳爱乐乐团新年音乐会的魅力和人气造成这样一种印象,那就是演奏施特劳斯的音乐是这个乐团的传统之一,可以一直追溯至‘圆舞曲之王’本人。但历史事实并不能印证这一点。”这是曾于1997年至2014年担任乐团主席的小提琴家克莱门斯·赫尔斯伯格在《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奏施特劳斯》一文中写下的。作为集作曲与指挥于一身的最忙碌的施特劳斯家族成员,约翰·施特劳斯的演出主要是指挥他自己的乐团。事实上,维也纳爱乐乐团的不少创始成员也是在约翰·施特劳斯乐团中开始他们的职业生涯的(据约翰·施特劳斯的三弟爱德华在1886年统计,维也纳爱乐乐团中有施特劳斯乐团工作背景的不少于27位),然而在相当一段时间里,维也纳爱乐乐团的音乐会节目单中并没有约翰·施特劳斯的圆舞曲和其他任何作品。其原因是,音乐家们担心这些轻松娱乐舞曲会拉低爱乐音乐会的艺术高度和社会地位。尽管从同时代最“严肃”的作曲家瓦格纳、勃拉姆斯和布鲁克纳,到以挑剔著称的音乐评论家汉斯立克,对约翰·施特劳斯的音乐均有高度称赞,但观念中的等级差别仍构成一道艺术屏障。
转变发生在1873年4月22日,在歌剧院舞会(举办地并非宫廷歌剧院,而是“金色大厅”)上,继奥托·德索夫指挥卡尔·马利亚·冯·韦伯的《邀舞》之后,约翰·施特劳斯登台,以他的“标志性”指挥风格——边演奏小提琴边指挥——完成了他的新作《维也纳气质》圆舞曲的世界首演,也标志着“圆舞曲之王”与宫廷歌剧院乐团即维也纳爱乐乐团的“严肃音乐家”们历史性的首次联袂。同年11月4日,在维也纳世界博览会期间,二者再次合作,这一次,约翰·施特劳斯指挥了他父亲老约翰·施特劳斯和约瑟夫·兰纳的乐曲以及他自己的《蓝色多瑙河》圆舞曲。1894年10月15日,庆祝约翰·施特劳斯作为指挥家首次登台50周年的专场音乐会在“金色大厅”举行。这一次,维也纳爱乐乐团在整场音乐会上演奏的全部为约翰·施特劳斯的作品,成为新年音乐会的先声。
1925年10月举行的约翰·施特劳斯诞辰百年纪念,成为一个重要里程碑。而维也纳爱乐乐团的第一场“新年音乐会”,克里斯托弗·瓦格纳-特伦克维茨在《一种声音传统:维也纳爱乐乐团简史》中写道:“实际上举办于盛夏时节:1929年8月11日,年轻的国家歌剧院总监克莱门斯·克劳斯在萨尔茨堡音乐节上指挥了一场曲目为清一色施特劳斯作品的音乐会。而在十年后,一年中的最后一天成为每年举行的圆舞曲和波尔卡音乐会的诞生之日,仍由克劳斯指挥,作为新旧之年交替的标志。”1939年12月31日的第一届新年音乐会,以《晨报》圆舞曲作为开场曲,10首乐曲全部为约翰·施特劳斯的作品。如今每年作为压轴曲目的《蓝色多瑙河》圆舞曲和老约翰·施特劳斯的《拉德茨基进行曲》都没有出现在曲目中。然而,对于新年音乐会传统的确立而言,这却是堪称古典音乐当代奇观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最关键的起点。
绘画作品《约翰·施特劳斯和他的乐团》 资料图片
Ⅱ.“纪念品音乐”?
构成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传统的核心因素首先而且始终是曲目——“圆舞曲之王”约翰·施特劳斯和他的父兄以及他们同时代其他作曲家的圆舞曲、波尔卡、进行曲、轻歌剧序曲等。年复一年,尽管曲目搭配会呈现出微妙变化——纪念性元素、指挥家的文化背景和个人喜好都会成为影响曲目选择的因素,但两位约翰·施特劳斯以及约瑟夫·施特劳斯和爱德华·施特劳斯这父子四人的作品作为每年的曲目主体,形成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传统风格。这些维也纳地方风味浓郁的音乐,在维也纳爱乐乐团的演奏中焕发出独特魅力,使得维也纳爱乐乐团新年音乐会在全世界无数同类演出中独领风骚,无可替代。然而,近年来,尽管新年音乐会的电视直播国家一直在稳定增加,但与“极致视听盛宴”的赞誉相伴,怀疑的声音也不时出现:以施特劳斯家族音乐为代表的轻松舞曲音乐,是否具有足够的艺术含量值得全世界亿万人年复一年地在新年第一天专注期待?人们是为了音乐而听,还是为享受一种被定位为优雅新年仪式的活动?是否如钢琴家弗里德里希·古尔达所怀疑的,很多人其实是为了“一些人们认为重要的东西,而且能够使自己加入某种有档次的习惯中”?就像世界各国的游客在维也纳一定要到城市公园内约翰·施特劳斯镀金雕像前“打卡”留念一样。
在弗朗茨·威尔泽-莫斯特于2013年第二度指挥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时,英国《留声机》杂志作者菲利普·克拉克与这位指挥家有一篇题为《圆舞曲回到未来》的深度访谈,刊发于《留声机》2013年1月号。其中谈及圆舞曲的“不确定地位”,也就是说,像《蓝色多瑙河》这样的音乐,究竟是实用性音乐,还是“艺术音乐”?在威尔泽-莫斯特看来,“奥地利圆舞曲并不仅仅是欢快的舞曲,其中有深度和忧郁,人们需要感受到这一点。你看,我们距离波西米亚很近,波西米亚民间音乐总是充满渴望和思乡之情。”即使是最热爱圆舞曲的人也并不会认为一首施特劳斯圆舞曲能够拥有贝多芬、舒伯特、布鲁克纳和马勒交响曲的精神高度,圆舞曲这种体裁本身限制了艺术表现的多面性。然而,这不影响最好的圆舞曲可以成为丰富而深刻的艺术杰作。
当电影《2001太空漫游》以“圆舞曲之王”约翰·施特劳斯的《蓝色多瑙河》圆舞曲作为伴随航天器驶向太空站和月球的音乐时,并非所有的观众都能接受导演斯坦利·库布里克的这种做法。有一种观点认为,这样的音乐会让人联想到酒店舞厅乐队或维也纳轻歌剧,从而让观众的注意力脱离太空。对此,库布里克的解释是:“很难找到另外一首比《蓝色多瑙河》更能表现旋转运动的崇高感的优美乐曲。”他认为,约翰·施特劳斯音乐中内在的复杂舞蹈律动,与太空站的优雅运动有着奇妙的契合。在这样的语境中,这首著名的圆舞曲脱离与舞蹈、与河流的联系,而具有了新的意蕴和美。《2001太空漫游》在音乐运用上遇到的质疑,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蓝色多瑙河》等维也纳舞曲音乐在不同受众群中得到的不同评价,以及在音乐史家中和学术研究领域引发的争议。
《浪漫一代》(查尔斯·罗森著) 资料图片
音乐学家阿尔弗雷德·爱因斯坦在他的《音乐中的伟大性》一书中写道:“总有一天,约翰·施特劳斯会成为维也纳的音乐纪念品,但不是‘不朽的’。”漫步在维也纳街头的游客时常会遇到推销约翰·施特劳斯作品音乐会票的人,约翰·施特劳斯的音乐确实在很多时候被视为维也纳的音乐纪念品。所以,阿尔弗雷德·爱因斯坦将这样的音乐界定为不具有音乐“伟大性”的艺术,与巴赫、莫扎特、贝多芬、威尔第不可同日而语。《古典风格》的作者、博学的学者、钢琴家查尔斯·罗森在他的另一本重要论著《浪漫一代》中,将约翰·施特劳斯的圆舞曲与奥芬巴赫的轻歌剧和格什温的百老汇音乐喜剧一起归入通俗艺术,但同时强调它们都属于“伟大的通俗艺术”。当通俗艺术得以跻身于“伟大”行列时,其艺术魅力和价值使得无数平庸的“高雅艺术”作品相形见绌。
施特劳斯家族的圆舞曲等大量作品经常是以类似家庭作坊的方式快速谱写上演的,有时乐谱的墨迹未干,就由专人飞快地送至演出场所。有不少作品,甚至其中也包括《蓝色多瑙河》的旋律,都会作为素材循环利用。在这样的情况下,难免会出现大量雷同和艺术质量不高的作品。然而,不仅是施特劳斯家族,还包括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上演奏的其他作曲家,如兰纳、齐雷尔、苏佩、雷哈尔等,他们的圆舞曲、进行曲、轻歌剧序曲和选曲、波尔卡和加洛普舞曲等,虽然不像交响乐那样宏大和深刻,但其中的经典之作,也当得起老一辈指挥家埃里希·克莱伯给予它们的赞誉——“小型交响诗”。就旋律天赋而言,约翰·施特劳斯和他的二弟约瑟夫·施特劳斯真正无愧于伟大作曲家的称号。对他们的旋律之美,瓦格纳和勃拉姆斯等“严肃”作曲家均有过由衷赞美。而理查·施特劳斯《玫瑰骑士》中脍炙人口的圆舞曲旋律,几乎是原封不动地借自约瑟夫·施特劳斯的《神秘动力》圆舞曲,斯特拉文斯基也从维也纳舞曲中借了一段,他的舞剧音乐《彼得鲁什卡》中一个极为悦耳的旋律,来自约瑟夫·兰纳的《施蒂利亚舞曲》,属于“完整借用”。
这些作品之所以在很多人心目中不能登大雅之堂,除了它们脱胎于伴舞音乐这一事实,还与创作技法相关。奥地利学者马塞尔·普拉维在他的《约翰·施特劳斯:圆舞曲节奏中的世界历史》(中文节译本名为《圆舞曲之王》)中指出:“约翰·施特劳斯是美妙旋律的创作者——可是他从未试图对主题进行戏剧加工。”我们在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上听到这些乐曲由完整编制的交响乐团演奏,但它们并不是以交响化原则发展主题的音乐,而是大部分时候将一段又一段旋律加以衔接。阿尔弗雷德·爱因斯坦认为“舒伯特钢琴奏鸣曲中的丰富旋律妨碍了真正激动人心的发展”,在维也纳舞曲音乐中,也没有对主题的“真正激动人心的发展”。然而交响化原则、主题发展并非决定音乐是否具有“伟大性”和成为经典的唯一标准。维也纳风味音乐中那些让人们不约而同地感受到辞旧迎新气氛的圆舞曲、波尔卡,至少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难以由那些更具有“伟大性”的作品替代。法国作曲家柏辽兹著名的《幻想交响曲》第二乐章也是圆舞曲,标题为《在舞会上》,作为交响音乐篇章备受欢迎,而且,按照弗朗茨·恩德勒在《维也纳音乐史话》一书中的讲述,柏辽兹是位真正的维也纳迷,是老约翰·施特劳斯的热情追随者,并将与老约翰·施特劳斯的友情延续至约翰·施特劳斯,然而,《幻想交响曲》中的圆舞曲让“维也纳人听来不敢恭维”。
《约翰·施特劳斯:圆舞曲节奏中的世界历史》(马塞尔·普拉维著) 资料图片
诺伯特·林克在罗沃尔特音乐家传记丛书的《约翰·施特劳斯》中说,“约翰·施特劳斯的天赋让全世界的人能够轻而易举地随时踏进音乐的殿堂”,可谓一语中的。这正如库尔特·霍诺尔卡关于斯美塔那的歌剧《被出卖的新嫁娘》所写的——“伟大的艺术和通俗性如此自然地携手走到了一起”。
Ⅲ.“第二拍现象”
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传统还体现在演奏本身所具有的某些鲜明特征,如著名的“第二拍现象”,这就是普拉维在《约翰·施特劳斯:圆舞曲节奏中的世界历史》一书中所描述的圆舞曲的“奥地利式轻松和优美”。也就是说,在初听之下似乎一成不变的“嘭—嚓—嚓”基本节奏中,第二拍总是会稍稍提前到来,造成“抢拍”,而第三拍则相应地听起来往后拖延。威尔泽-莫斯特称这种“第二拍现象”为维也纳圆舞曲的最奇特的传统。圆舞曲的任何一次成功演奏都取决于指挥如何让音乐随摇曳的拍子自由前行。在《蓝色多瑙河》或《维也纳森林的故事》这样的圆舞曲中,每一首小圆舞曲均通过优美的转调与之后的小圆舞曲衔接,如同大自然中光与影的奇妙变幻,每一首小圆舞曲开始,意味着要用一种新的方式处理第二拍。这是维也纳圆舞曲无穷魅力的源泉之一,是根植于维也纳爱乐乐团每一位演奏家内心的艺术直觉,是任何一位站在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指挥台上的指挥家都不可能改变也不会改变的,因为那将构成对传统的亵渎和冒犯。事实上在大多数情况下,演奏圆舞曲的“第二拍现象”属于维也纳爱乐乐团著名的“自动驾驶”模式的组成因素,也就是说,第二拍的奏法不需要指挥要求。但威尔泽-莫斯特在2023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上指挥的6首圆舞曲,显示出他对“第二拍现象”的有意识关注,并使音乐具有了一定的新颖感。这是真正意义上的艺术创作与熟练的重复演奏之间的本质区别所在。
比利时古钢琴演奏家和指挥家、当代古乐运动的杰出倡导者之一约斯·范·伊莫希尔本着“追根溯源,还原本真”的宗旨,指挥他创建的“永恒生命”古乐团录制了一套约翰·施特劳斯作品专辑,深得好评。在他看来,所谓“第二拍现象”,与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奏施特劳斯作品的传统一样,本身也经历了历史变化。他写道:“1929年,克莱门斯·克劳斯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晨报》圆舞曲在曲目中,乐团作为整体听起来像羽毛般透亮而轻盈,低音线条推动音乐前行,弦乐几乎不用揉弦演奏,像是室内乐重奏……序奏部只是比圆舞曲本身速度略慢,后者给人一种加速感。有时但并不常见,第二拍拉长,然后保持几小节……1980年,洛林·马泽尔指挥同一乐团演奏《晨报》圆舞曲。但如果这确实是51年后的同一个乐团,那么团员中最年轻的人也大概75岁了,而最年长者在115岁上下……此时的风格反映了另一个时代。拉长第二拍的观念如今已变为准则,圆舞曲开始得更加缓慢。”
英国乐评家理查德·奥斯本将维也纳爱乐乐团所代表的音乐传统与全世界的和平联系起来,认为如果到了2142年,我们周围不再有人按照布鲁克纳交响曲诞生之初的方式演奏它们,不再年复一年地在新年音乐会上向全世界问候“新年快乐”,不在听众的掌声中演奏《拉德茨基进行曲》,那才是悲剧,“谢天谢地!这种美好一直持续着”。然而,传统的守望之外,创新也始终存在。2023年的15首正式曲目中,首次在维也纳爱乐乐团新年音乐会上奏响的曲目居然多达13首,这是在曲目拓展方面前所未有的壮举。无论是作为开场曲的爱德华·施特劳斯的《谁来跳舞?》快速波尔卡,还是之后约瑟夫·施特劳斯的《英雄诗篇》和《金翅雀》圆舞曲,都是让听众倍感新颖的乐曲。即使两首曾经出现于往届维也纳新年音乐会节目单上的约瑟夫·施特劳斯的作品,也不是像《蓝色多瑙河》《维也纳森林的故事》或《天体的音乐》那样为人们熟悉,《快乐的勇气》波尔卡在45年前的1977年新年音乐会上由博斯科夫斯基指挥演奏过,节目单上的最后一首曲目(在返场加演曲目之前)《水彩画》圆舞曲,演出相对较多,包括1966年(博斯科夫斯基指挥)、1983年(马泽尔指挥)、1991年(阿巴多指挥)和2002年(小泽征尔指挥),1991年新年音乐会为这首圆舞曲所配的以画家在雪地作画为内容的浪漫芭蕾,让很多人印象深刻。事实上,在一场音乐会上集中首演新作的做法,也是一种来自施特劳斯家族的风格,本身也构成一种传统——创新的传统。
成立于2004年的维也纳女童合唱团首次登上维也纳新年音乐会舞台,与维也纳男童合唱团一同演唱,这也是2023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创新之一。邀请女性指挥家担任新年音乐会的指挥,也开始作为话题被谈及。如何在承继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创新,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以自己的理念和方式进行着持续不断的探索。因为,正如维也纳爱乐乐团主席丹尼尔·弗罗绍尔在接受采访时所说的,“毕竟我们不想成为有一天灭绝的恐龙”。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5日 13版)
七种风格成就最多元电影春节档 影片类型不同各具胜场******
张艺谋享受《满江红》、程耳《无名》调教王一博、郭帆说《流浪地球2》主题是陪伴、《熊出没》这部讲妈带娃
七种风格成就最多元电影春节档
2023年春节档应该是近年来类型最多元化的一次,七部上映影片类型不同、各具胜场。新京报记者采访春节档影片众位主创,请他们讲述影片的精彩创作幕后。喜剧悬疑片《满江红》以大历史为背景,故事切口却极小,张艺谋继《狙击手》后第二次闯进春节档,他这次在悬疑片类型中增添喜剧元素,完成了一次经典的封闭空间叙事;郭帆执导的国产科幻巨制《流浪地球2》,四年磨一剑,再次代表了中国科幻电影的最高水平;程耳执导的悬疑谍战片《无名》,依然以上海为背景,通过导演独特的个人风格,将作者性与商业性做到了完美融合;邓超、俞白眉执导的体育题材电影《中国乒乓之绝地反击》,以1995年天津世锦赛的真实故事为背景,讲述了中国乒乓绝地反击的热血励志故事;苏伦执导的奇幻爱情喜剧《交换人生》,十分契合春节档的热闹气氛,喜剧色彩浓厚,让观众沉浸在雷佳音和张小斐的“鞍山爱情故事”中;在《西游记之大圣归来》之后,导演田晓鹏筹制七年,开创粒子水墨技术,为观众带来了动画电影《深海》;春节档“钉子户”《熊出没》系列电影,今年继续推出《熊出没·伴我“熊芯”》,回归亲情主题,用科幻的想象呼吁现实的陪伴。
《满江红》
张艺谋在拍摄现场常乐不可支
电影《满江红》讲述南宋绍兴年间,岳飞死后四年,金国使者死在南宋宰相秦桧(雷佳音饰)驻地,所携密信也不翼而飞,一个南宋效用兵张大(沈腾饰)与亲兵营副统领孙均(易烊千玺饰),机缘巧合被裹挟进巨大阴谋之中,他们能否一步步揭开谜底,寻找凶手和真相?张艺谋执导的《满江红》这次为观众提供了极为奇妙的观影体验,讲述的故事仅仅发生在一座宅院里,场景有限,创造力却无限。整部影片以一起凶杀案为起点,以重重阴谋为底色,剧情跌宕起伏,层层反转,当观众绷紧了神经,又会被密集的笑点拨动。如同海报上所言:“悬疑管够、笑到最后”。
这是沈腾和易烊千玺首次与张艺谋合作,他们都认为这是一次“梦想成真”的机会,沈腾说,以前对张艺谋导演的印象停留在“听说”,几乎所有电影从业者对能与张艺谋合作都有非常强的盼望:“在实际创作过程中,张艺谋导演给我非常大的创作空间,这次《满江红》剧本非常结实,在剧本基础上可以肆无忌惮地发挥自己希望的表演。但无论怎么做,我们都不会脱离人物。就是说,我们可以有不同的表现,但‘线’始终在导演手上。”此次在戏中扮演副统领的易烊千玺,回忆《满江红》整体拍摄感受,“一切都非常有效率,有很厉害的导演。我们是一个非常轻松欢快的剧组,对我来说是很珍贵、很难得的一次经历。”张艺谋笑着形容片场的气氛:“拍戏时,这个剧组的演员们都互相给点子,给对方支招,大家是诚心诚意的,共同进步的。当然他们都不知道我在监视器那头听,每次我听他们聊,我就哈哈大笑,乐不可支,我觉得他们非常有趣、聪明、睿智。”
《满江红》的合作,让张艺谋欣喜,他说自己同样在这次合作中受益匪浅:“我年轻时候当导演,总是非常严肃专注,不苟言笑,现在想起来这样的做法不一定合适,什么是电影的第一生产力?(现在)我觉得是演员,因为他演人物,人物最大,任何喜剧、长片、短片、短视频等,只要是故事片,人物就是第一。这次我拥有了一班非常好的演员,彼此的轻松和快乐让我领会到很多东西,享受片场,受益匪浅。”
《无名》
导演程耳建议王一博学会独处
程耳并不是一个多产的导演,距离他上一部作品《罗曼蒂克消亡史》上映,已经过去了6年多时间。他执导的《无名》故事背景仍聚焦在民国时期的上海,讲述了波谲云诡的隐蔽战线里,地下工作者们冒着生命危险送出情报,用生命与热血保卫祖国的故事。
程耳的电影有着自己独特的电影风格,不会去刻意讨好观众,他更在乎的是符合电影的表达和审美。对于影迷来说,程耳的电影很有“腔调”,人物说着上海方言、利用影像空间营造氛围、非线性叙事结构,这些都成为程耳电影中的重要标签。除了作者风格浓烈之外,《无名》的演员阵容也非常强大,梁朝伟、王一博、周迅等演员充分满足了商业影片的要素。导演程耳选演员的方式很简单,通常就是约人,见见面、聊聊天,包括跟王一博谈话的时候,也并没有说要干什么。程耳为了让王一博能更快地进入角色中,在他进组后很长时间,没有安排任何通告。王一博被要求一个人待在酒店房间,不能玩游戏、看手机,更不能离开剧组拍广告,甚至和朋友家人也不能天天联系。直到一周后,程耳才花大量时间跟他讲剧本中的人物。直到杀青,程耳仍常常建议他学会独处,与生活的喧嚣保持一点距离。对程耳来说,选王一博并非为了流量,最重要的是适合,他表示两人合作很愉快,“甚至比愉快再好一点点,王一博的表现,将来一定会让观众都非常惊讶”。
《流浪地球2》
最想传达的主题是“陪伴”
从2019年《流浪地球》上映至今已经过去了四年,尽管是续集,但《流浪地球2》却是围绕着《流浪地球》的前传展开,那时“流浪”的行程还未起航,危机刚刚降临。人类在怀疑、冲突与分歧之中的命运一次次被改写,更加严峻的危机与冲突逐步展现。
导演郭帆透露《流浪地球2》在故事层面上会有更多的科幻立意,由中科院多个学科专家组成的顾问团帮助完善了十几万字的世界观设定;而在视效等制作层面上增加多样性,有着丰富多样的造型、场景设计,用细节增加世界丰富度。制作层面则采用了更先进的技术,在电影正式开拍前两个月,制作团队就用虚拟拍摄的方式拍完了整部影片,把剧本变成了一部完整的、可视化的动画,都是按照正常的拍摄方式取景、架好机位,由工作人员先模拟演员完成走位,进行动态捕捉,等正式拍摄前,所有工作人员和演员都需要看这个版本,这样现场拍摄效率就非常高,也更准确。在阵容上,郭帆笑言自己是位很幸运的导演,拥有了梦寐以求的完美阵容,在片场每个演员的敬业程度和专业水平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对观众能欣赏到最精彩的表演充满信心:“不仅是吴京、刘德华,更有幸请到著名表演艺术家李雪健老师的加盟,每一个细节该怎么表现,每一个眼神该如何做到极致,几位演员对表演精准度的把握,准确得令人吃惊。”
除了技术层面,让观众更为关切的是这部新作的主题究竟是什么?郭帆究竟想用新作的这个故事给观众传达什么?郭帆告诉新京报记者四个字——多些陪伴:“这是我电影中最想表达的,电影里的演员都有一句台词是‘我在,我一直都在’。这个陪伴是什么?是我们在经历一些低沉、迷茫、不确定、没有安全感的时候,若是《流浪地球》里的大灾难真正发生了,那你能干什么?作为一个个体,我认为大家最能做的就是回到最亲近你的人身边,彼此有抚慰,他们也会给你带来勇气。这就是陪伴的力量,也是电影的核心,在电影中我们能感受到人类的坚毅和勇气,在当下的生活中,我们每个人也都会面对顺境逆境,拥抱人生,细水长流。”
《深海》
尝试将中国传统水墨和三维相结合
做完《西游记之大圣归来》(2015年)之后,导演田晓鹏想做一个反英雄的故事,一个更平民化,更接近生活的角色。于是,就有了《深海》,一位现代少女(参宿)误入梦幻的深海世界,却因此邂逅了一段独特的生命旅程。
这一次,田晓鹏想将中国传统水墨和三维相结合,但中国传统水墨是写意的,而三维又是写实的,将两者相结合,天然就有矛盾,可想而知,这种技术在制作上的难度。为此,《深海》动画团队开创粒子水墨技术,在前期光是让一张概念图动起来就耗时两年时间,每帧画面粒子数量达数十亿,单帧渲染时间需要1个小时,要一直等待电脑计算。其实,在《西游记之大圣归来》片头也有一小段将中国传统水墨和三维相结合的雏形,但影片100多分钟全做成这种风格,前所未有。“一旦坚定了这种风格,你会知道后面的难度有多大”,总制片人易巧在采访中表示,选择了这样的呈现方式,就一定要慢。
为了还原片中海獭角色的表演,团队员工常常亲自上阵“卖艺”录制表演参考。在创新的极致追求背后,《深海》团队面临着因为无从参考只能“一次又一次推翻重来”的苦熬,在艰巨的探索之路中,中国动画人的“坚韧与乐观”可见一斑。
《熊出没·伴我“熊芯”》
带娃妈妈能找到共鸣
《熊出没·伴我“熊芯”》是第6部在春节档上映的《熊出没》系列大电影,导演林永长在采访中表示,《熊出没》系列一直在尝试探索和挖掘主角们背后的故事,在《熊出没·变形记》(2018年)中,主创挖掘了光头强和父亲的关系,让观众认识了光头强的父亲。《熊出没·原始时代》(2019年)通过熊大表现了勇气主题。今年的《熊出没·伴我“熊芯”》,主创继续挖掘角色背后的故事,为观众解开之前留下的疑惑,包括熊妈为什么会离开熊大熊二,她到底去了哪里,她的离开给熊大带来怎样的影响,这些都是这部电影需要去解决的。
“今年的主题也是比较现实主义题材一些,整个画面包括内容都会更加倾向于亲情化的表达”,林永长说,影片借用了人工智能的形式做了一个包装,用科幻的想象呼吁现实的陪伴。片中,熊妈照顾小时候的熊大和熊二的段落特别打动人,充满着温情与搞笑。其实最开始,导演林永长也不知道从哪里去找这种创作题材,后来他从身边的同事身上找灵感素材,包括新手妈妈如何给孩子喂饭,怎么照顾他们,这些过程都是主创团队和做过妈妈的同事一起探讨出来的,相信很多妈妈观众看到带娃的这一段都能找到共鸣。
《交换人生》
雷佳音张小斐的“鞍山爱情”
电影《交换人生》是一部带有奇幻色彩的合家欢喜剧,讲述了仲达(雷佳音饰)和金好(张小斐饰)相亲后,意外和暗恋张小斐的少年陆小谷(张宥浩饰)交换身体,还误打误撞交换了家人,并由此展开了一段有笑有泪的奇“换”之旅。
这是雷佳音继2018年的《超时空同居》之后与苏伦导演的第二次合作,片中的男主角仲达就是苏伦照着雷佳音写的。为了在表演上演绎出少年感的一面,同时又不装嫩不矫情,雷佳音经常跟导演沟通,他尝试在内心找到曾经年轻时候的感觉,尽量多的去找小时候的一些行为举动。这也是张小斐继2021年春节档口碑佳作《你好,李焕英》后,再度回归春节档。苏伦导演印象特别深的是和张小斐见面那天,当时导演还在写《交换人生》的剧本,写女主角金好这个人物的时候卡住了。但当她见到张小斐,跟她聊了一个下午之后,故事中这个人物瞬间立体丰富起来,“我觉得这个女孩太美好了,她就是我心目中的金好”。雷佳音和张小斐都是鞍山人,两人经常开玩笑说,这次是演了个“鞍山爱情故事”。
《中国乒乓之绝地反击》
确保每一颗球都真实、有劲
由邓超、俞白眉导演,邓超、孙俪、许魏洲、段博文等主演的体育题材新片《中国乒乓之绝地反击》(后简称《中国乒乓》)将于大年初三上映。影片以国乒历史为灵感,讲述二十世纪90年代初期,陷入低谷时期的中国男乒如何笃定地从“最泥泞的”岁月里“冲向光明”,最终在天津世乒赛上,苦战五局从宿敌瑞典男队手中夺回久违的男团冠军。
《中国乒乓》的整个制作期差不多有五年,所有演员进行了将近一年的训练,从体能、技术到内心素质,都要尽可能贴近角色。喜爱运动并酷爱乒乓球的俞白眉表示,电影里有大量的竞技镜头,“我曾经看到其他国家一些体育电影,里面大量用人的半身,我说‘这个绝不行’,中国人对乒乓球的理解,是绝对禁止只看运动员的挥拍动作,我们必须来真的,必须要苦练,做有针对性的苦练,在其中也找到了很多拍摄体育电影的方法,确保每一颗球真实、有劲,非常感谢所有来参演的演员以及戏外给予辅导的运动员,他们愿意为这部电影真正好好拍摄,并且做了那么久的练习,扛了过去,让我们保证能把精彩的镜头全部拍下来。”
邓超、俞白眉做了非常多的尝试,想尽办法用不同的设备、摄影方式来拍乒乓球。“以往国外的体育电影,例如《绝杀慕尼黑》、《摔跤吧!爸爸》,这些运动讲求的是冲撞,但乒乓球隔着网打,人和人之间没有任何身体接触,飞一样的球速成为所有围观者都紧张在乎的东西,我们希望观众能够从电影中感受到乒乓球是一项比较过瘾的运动,因为打球,球飞的速度特别快,我们发明了一个方式,将摄影机装在气泵上,就像子弹一样打了出去。比如说段博文拍摄的抽球镜头,我也要确保摄影机的速度完全能跟得上他。除此之外,还要体现球的力量,我们选取了过往录像中最精彩、最刺激的几场球,因为这些一定会让观众为比赛捏一把汗,高度还原历史上最让人为之振奋的竞技瞬间。”在邓超、俞白眉看来,《中国乒乓》确实不是一个讲人怎么成功的电影,而是一个讲人在下一个成功到来之前,怎么面对失败的故事。而这样的故事,正是所有为梦想奋斗的人最需要的精神力量。
采写/新京报记者 滕朝 周慧晓婉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