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财经:2022年是欧莱雅集团进入中国的第25个年头。您如何看待欧莱雅这些年来在中国的总体发展?中国的营商环境有何变化?
费博瑞:自1997年进入中国市场以来,欧莱雅始终坚持在中国“创造美,让世界为之所动”,并与中国同频共振。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经济腾飞和社会发展,欧莱雅奋勇向前,在中国打造出一个美丽传奇。如今,中国已成为欧莱雅集团全球第二大市场,并于2021年被提升为北亚区总部。
这25年来,欧莱雅是中国一系列利好营商政策的见证者、参与者、贡献者。
具体来说,中国做出了很多努力,让中国市场更加稳定、透明、可预期和公平竞争,也为整个世界注入了繁荣和稳定的力量——从简政放权到减税降费,从不断与国际接轨到本土化创新,近年来,改革的步伐越来越快,落实的效率越来越高,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营商环境越来越好。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的落地实施,以及自贸区、进博会等诸多开放性的重要举措,都体现了中国立志成为科研创新和营商环境的新高地。这让我们对中国市场更加有信心。
目前,中国已成为欧莱雅集团的核心战略市场,不仅是集团北亚区总部,还是全球六大研发枢纽之一、全球三大美妆科技中心之一、集团首个实现所有运营场所碳中和的市场,以及全球首家自建智能运营中心奠基的市场,并有望成为集团在世界范围内的第一大市场。欧莱雅始终秉承着“在中国、为中国”的信念,以美的力量启迪中国人寻求更加美好的生活。
中新财经:近日,欧莱雅全球首家自建智能运营中心在苏州奠基。为何将该中心选址在中国的苏州?智能运营中心有何创新之处?
费博瑞:1996年,欧莱雅在苏州建立了在华第一家工厂——苏州尚美工厂,我们在中国的“美丽之旅”由此开始。
多年来,苏州为企业提供了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得益于苏州当地政府,尤其是苏州工业园区的支持,苏州在基础设施、管理设施、人才培养等方面为外资企业提供了利好的政策和激励措施,让我们共享发展红利,这也让我们对于选址苏州的决定更加确信。
时至今日,苏州工厂已成为欧莱雅集团全球最大的护肤品工厂,我们在苏州打造了中国最大的分销中心,不断培养当地本土人才,苏州对于欧莱雅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在如今复杂多变、中国市场充满挑战的环境下,此次在华的持续投资,再次彰显了欧莱雅对中国市场坚定不移的信心与承诺。
投入使用后,苏州智能运营中心将通过全新升级的系统和软件设计实现更“数智化”、更敏捷、更定制化、更可持续的运营服务。具体包括,采用全球前沿的自动化智能高速分拣系统与机器人设备,在保障D2C订单分拣准确性的同时,缩短电商包裹分拣时间;凭借数字化技术,为消费者提供广泛的定制化服务;采用环境友好的设计和材料生产“绿色包裹”等。
预计该智能运营中心将于2025年实现欧莱雅中国年D2C模式包裹产量“翻三番”。该中心还将成为中国乃至集团全球市场的孵化器,实行创新运营解决方案,服务于零售商和消费者。
中新财经:今年5月,欧莱雅在中国市场投资成立集团首个除总部外单个市场设立的投资公司,该公司的成立有何背景?对集团发展有何意义?
费博瑞:扎根中国25年以来,我们始终对中国市场充满信心,秉持“在中国,为中国”的理念不断加大在华投资。
2018年,欧莱雅全球总部提出要从美妆公司转型成为美妆科技公司的愿景。因此,欧莱雅成立的这家投资公司致力于投资创新美妆科技,助力上海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和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和中国开放式创新高质量发展。同时,该公司的设立也是对欧莱雅中国今年发布的全新战略“美:共同进化·生生不息”的回应,因为创造未来之美的道路上,需要携手生态圈伙伴合作共创。
投资公司成立时,我们也感受到了上海政府为我们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关怀和协助。公司设立流程从至少3个月缩短至一周内办理好营业执照。由于疫情原因大家都处于居家办公状态,政府不但接受了电子签署形式,甚至还通过线上软件远程“云指导”我们完成了文件准备以及申请流程。我们真切希望这一投资公司的成立能够提振市场信心,为市场注入一剂强心针。
25年的在华发展证明,中国不仅是集团关键的增长引擎,中国独特的科技创新发展和数字营销生态,也已经成为引领集团未来创新的灵感策源地之一。该投资公司的成立,将开放式创新投资引入中国,期待进一步提升和赋能中国创新生态圈,加速中国开放式创新和成果转化,并以中国智慧启迪全球。同时,这一投资公司将助力集团探索未来之美,加快集团向美妆科技转型。
除投资公司外,欧莱雅在三年前开创“BIG BANG美妆科技创造营”项目,在结缘东方美谷后,又携手法国商务投资署把项目拓展至国际范围,共吸引超过 1000家国内初创公司及50余家法国初创公司的参与,并有30多个项目成功落地。同时,该项目也成为中法化妆品产业合作的标杆项目。这一例子也再次证明了中国对于启迪集团创新灵感的重要作用。
中新财经:伴随经济发展、科技进步以及消费群体变化,中国美妆市场出现了一些新趋势。可否用几个关键词谈谈您的理解?
费博瑞:中国美妆市场拥有巨大的潜力,人们对于美的追求更加渴望,并将伴随着中国中等收入群体的增加进一步成长。我们看到中国美妆市场中不断涌现出的新趋势可以概括为:
新品类:护肤将会更具创新性,更功能化,优质化,更关注个性和科学化;彩妆将为消费者带来更多惊喜;香水、香氛将成为未来新风潮,成为中国消费者新的生活方式场景的一部分,尤其是在年轻人中;护发、美发,头皮的科技和领域的服务将更数智化、专业化、精准化发展。
新渠道:得益于包括直播等新科技的发展普及,线上线下进一步联动,带来更多好的体验和个性化的服务。
新市场:新兴城市消费力崛起。
美好生活方式:追求美好的生活方式始终在大家的心头,并且日新月异,包括国潮消费正当时、没有人是无名之辈、追求便捷、物有所值、健康是金、诚信为本、超前研究等特性。
中新财经:您如何看待未来中国美妆市场的发展前景?
费博瑞:中国市场一直拥有着巨大的潜力,人们对于美的追求愈发渴望,欧莱雅始终对整个中国美妆市场充满期待。
从规模和增长速度上两方面,中国市场都是集团最活跃的市场。疫情后,我们看到中国美妆市场的强大韧性,在过去的每一次市场恢复期,都出现了强劲反弹。美妆正成为中国消费领域的重要细分行业。例如,2020年,香化品类约占中国最大的免税品运营商中国中免总收入的70%。
中国拥有着全球需求最高且最考究的消费者群体,今天他们对美的追求是全方位的,从头发到指尖,从脸部到身体,从外到内,人们对美的追求不断上升,并伴随着中国中等收入群体的增加进一步成长。因此,中国美妆市场将进一步高质量发展,并为我们不断带来灵感,成为我们的创新引擎。
中新财经:欧莱雅集团后续在华重点布局和投资的方向有哪些?
费博瑞:展望未来,欧莱雅持续看好中国市场,将继续加码对中国市场的布局与投资。
欧莱雅将继续深化消费者洞察,满足消费者需求,不断带来新品牌、新店铺、新产品、新品类、新体验等,并将打造美妆科技生态圈,推动开放式创新。
此外,欧莱雅会持续践行“欧莱雅,为明天”可持续发展承诺,赋能上下游的生态圈伙伴们与消费者共同参与其中,让可持续消费的理念深扎整个行业。
如,欧莱雅中国捐资与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基金会共同成立的“欧莱雅健康低碳专项基金”,将继续促进绿色低碳消费、提升美妆领域消费者知情权的保护水平,共建、共享更公开透明、更负责任、更可持续的中国消费产业生态圈。
欧莱雅还将投资更开放、更创新和更包容的市场。从2018年首届进博会举办以来,欧莱雅持续积极参与,4年来共推出14个新品牌和大量全球领先的美妆科技创新;将作为连续三年的参展商联盟主席,参加第五届进博会,带动15个专委会推动行业创新和跨界创新,并积极发动更多精准的专业观众参与进博会。(完)
南佐“古国”:黄土高原上最早的国家****** “宫城”祭祀区出土的带盖塞陶瓶 作者供图 “宫城”区发掘现场 作者供图 “宫城”祭祀区出土的白陶带盖簋 作者供图 “宫城”祭祀区炭化水稻出土区域(局部) 作者供图 【考古中国】 我们常说中华文明五千年。什么是“文明”?现在一般所说的“文明”,多指对“Civilization”等西文词语的意译,可以理解为国家管理下物质、精神和制度创造的总和。“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国家固然不等同于“文明”,但要称得上“文明”,则必须进入国家阶段。恩格斯曾提出国家产生的两个标志,一是“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二是“公共权力的设立”。按地区划分国民指以地缘关系代替血缘关系,公共权力的集中体现则是“王权”。以此衡量,距今5100年左右的南佐都邑遗址,是黄土高原上最早出现国家社会的标志,为中华文明五千多年增添了又一实证。 甘肃庆阳西峰西郊的南佐遗址,坐落在黄土高原第一大塬——董志塬上,传说中这里是黄帝部族的重要活动地域,也是以农业著称的周人祖先不窋的老家。南佐遗址发现于1958年,1984—1986年和1994—1996年有过两个阶段的发掘,从2021年开始第三阶段的发掘和调查、勘探工作,基本确认这是一处以仰韶文化晚期大型聚落为主体的遗址,遗址面积在600万平方米以上,可能有外环壕。聚落中部是由9座方形夯土台及其环壕围成的面积约30万平方米的核心区,核心区中部偏北是数千平方米的由“护城河”和夯土宫墙围成的“宫城”。“宫城”中心为主殿,“九台”之外还有多处居住区、夯土台、沟渠水利设施等遗存,出土了大量白陶、黑陶等珍贵遗物和大量水稻,从多个方面显现出早期国家和文明社会的气象。 数千人数年建成的“国家级”工程 南佐聚落不仅整体规模巨大,而且宫殿、夯土台、壕沟水利设施等的建筑工程量也很惊人。以聚落中部的“九台”来说,每座夯土台约40米见方,现存还有5~7米高,复原起来就像九座小金字塔。每座台子外周有宽约20米、深约10米的方形内环壕,内环壕的侧壁及底部有2~4米厚的夯土护壁,以防流水对黄土沟壁的侵蚀。我们推测环壕不仅有礼仪象征和防御作用,而且是与其他沟壕池沼连通的、有实际用途的大型水利工程。内环壕外还有一周宽约20米的外环壕,内、外壕总长度估计在5千米以上。“九台”环壕工程总土方量当在75万立方米以上,以当时的条件,大概需要5000人工作1年时间才能完成。如果以壕沟中挖出来的土夯筑“九台”,所费工时应当不比挖筑壕沟少。 再看中央“宫城”区。有夯土围墙的长方形“宫城”东西宽约55米、南北长约67米,面积在3600平方米以上。“宫城”外有宽约15米、深10米多的“护城河”,它的两侧也有夯土护壁。加上“护城河”,整个“宫城”区占地面积就有8000多平方米。“宫城”中部偏北的主殿占地面积700多平方米,两个顶梁柱柱洞直径各约1.5米,中央火坛(火塘)直径3.2米——差不多是两个成年人的身长,规模之大前所未见。“宫城”东西两侧还各有一列侧室(侧殿)。所有这些宫墙、房墙都以版筑方法夯筑得十分坚实精整,窄处宽1~1.5米,最宽处可达5米,现存高度1.5~3.5米,是国内发现年代最早、规模最大、保存最好的夯土建筑遗存。 “宫城”区建筑材料还包括土坯和最早的红砖,各处地面、墙壁都以石灰多层涂抹,甚至宫墙也不例外,这也是国内最早大范围使用白灰面装饰建筑的实例。我们可以想见,五千年前的南佐“宫城”,到处都是那么洁白明亮,和大家熟悉的北京紫禁城的色彩大不相同。我们估计,“宫城”区的建筑工程量应该不会少于“九台”区。 经勘探和试掘,在“九台”外其他区域还发现有多处白灰面窑洞式房屋居住区、夯土台、壕渠水利工程等,加上可能存在的外环壕,整体建设工程量巨大。所有这些工程的主体部分理应是大体同时建造完成的,因此需要数千人劳作数年,这还不包括建筑工程的后勤保障在内。据此推测,南佐都邑人口或许有上万之众。也只有出现了强制性的区域“王权”,集合起国家力量,才有可能完成如此壮举。 南佐所在的董志塬上还有一些面积为数十万平方米的聚落,出土的精美白陶、黑陶说明这些聚落的级别较高,可能是从属于南佐的卫星聚落。陇东甚至整个黄土高原,分布着大量仰韶晚期聚落遗址,但还没有第二处能够和南佐的规模相当。即便是秦安大地湾聚落延续到这个时期,规模也是远次于南佐。南佐聚落如此大的体量,“九台”、壕沟和宫殿建造所需要的强大组织调动能力,当是区域公共权力或者区域王权出现的最有力证明。南佐都邑大概是从周围迁入很多人口,集中规划建设而成,这必然会造成一定程度的血缘社会重组,形成具有地缘关系的早期国家组织。由此推断,当时在黄土高原地区应当已经出现了一个以南佐为核心的“古国”。 中轴对称建筑格局的滥觞 南佐都邑及“宫城”具有清晰的中心对称、中轴对称格局。“九台”及核心区位于聚落中心,“宫城”位于“九台”中心,主殿位于“宫城”中心,大火坛位于主殿中心。主殿坐北朝南,从主殿大堂后部两个顶梁柱中间,向南到主殿中门(共有三门)、“宫城”南门,构成大致南北向的中轴线,东西两侧的侧室(侧殿)和壕沟对称分布。 再放大一些视野,“九台”中的北台就在这条中轴线的北端,东西两侧各有四台互相对称。“宫城”南墙外还有一道与其平行的外墙,类似后世的萧墙或影壁。外墙的门与“宫城”南门错开几米,两道墙之间的空间兼具瓮城功能,增强了“宫城”的封闭性和防御性。如此布局严整的多个圈层结构的南佐聚落,应是阶级秩序的礼制性体现,开后世古典建筑格局中轴对称的先河。 我们推测“九台”和主殿应当主要是祭祀礼仪场所,“宫城”区部分侧室(侧殿)有可能作为首领人物的居所。我们注意到由窑洞式建筑组成的普通居住区基本位于“九台”以外,推测“九台”所围绕的30万平方米的核心区,可能整体都属于与祭祀相关的“圣区”或者贵族居住区。这是一种将神权和区域王权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以王权为核心的建筑格局,凸显了王权至上,与西亚等地神庙和王宫分开且以神庙为核心的情况有显著区别。 礼制出现和阶级分化 南佐“宫城”区出土了白陶、黑陶、绿松石珠等贵重物品,成套的彩陶、朱砂陶、白衣陶、白泥堆纹陶,涂抹朱砂的石镞、骨镞,以及大量炭化水稻遗存,与普通居址区形成鲜明对照,显示当时不但有了较高水平的专业化分工,而且已出现礼制和阶级分化。 白陶、黑陶在黄土高原罕见,但在南佐“宫城”区却发现不少,精致者陶胎最薄处仅有一两毫米,表面光滑细腻,有釉质光泽。如此轻薄精美的陶器,理应用快轮拉坯的方法制作,但我们一直没有在陶器上发现快轮旋转痕迹,制作工艺还是个谜。制作彩陶是黄土高原的传统,南佐有些彩陶表面有釉质光泽,有些彩陶成套出土,具有礼器性质。比如在主殿以东祭祀区就集中出土9件小口平底的彩陶酒瓶,每件高度都在60厘米左右,还都配有特殊的盖塞——可既盖又塞,以防止酒精挥发。南佐的朱砂陶、白衣陶、白泥堆纹陶等也都是具有祭祀礼仪性质的特殊器物。朱砂常涂在一种带有圆饼装饰的鼓类器物上,器表内外涂白衣的做法则见于簋、双腹盆、钵、缸、罐、瓮等很多器物上。白泥堆纹陶罐在其他遗址很罕见,但在南佐仅“宫城”东部祭祀区就出土数百件,大小不一,可能是成套的祭祀礼器。经测定,南佐大部分陶器烧造温度在1000℃以上,最高达1116℃,而一般新石器时代陶器烧造温度在700~1000℃之间。令人惊讶的,还有“宫城”东部祭祀区数以百万粒计的炭化水稻的发现,粟、黍数量极少,反之在“宫城”其他区则绝大多数都是炭化粟、黍。黄土高原农业本来就以粟、黍为主而少见水稻,以珍贵的水稻献祭神祇祖先,也应当是礼制的反映。 南佐“宫城”区出土物还体现出与长江中游、黄河下游等地区的远距离联系。白陶、黑陶都最早出现于六七千年前的长江中游地区,南佐这两类陶器的出现有受到长江中游文化启示的可能性。尤其是南佐不少黑陶属于夹炭陶,这也是长江流域的古老传统。有意思的是,南佐有的黑陶仅覆盖陶器表面很薄一层,已能做到很好地控制渗碳层厚度,工艺技术和良渚文化最为接近,不排除与良渚文化有交流。据科技考古检测,南佐白陶所用原料为高岭土和瓷石,高岭土质量与后世制造白瓷的瓷土质量接近,瓷石原料可能产自南方,有些白陶上面的海洋结晶涂层原料可能来自海岱地区。黄土高原不产绿松石、朱砂,南佐的这两类原料有来自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可能性。大量水稻不排除当地种植的可能性,但也有可能是从长江中游等地远距离贸易获得。可见南佐“古国”应当存在对远距离贸易获取稀缺资源的控制,这也是国家社会的特征之一。 目前,南佐的考古工作才开了个头,很多谜团还有待后续解开。但据现有的发现就已经能够证明,中华文明和苏美尔文明、埃及文明一样,是诞生于五千年前的三大原生文明之一。 (作者:韩建业,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导,南佐遗址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